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业务发展原文刊于《国际新闻界》年第3期,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技术与观念的互动:民初传播技术进步与新闻观念发展互动研究》(编号:15XNH)成果。作者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余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传播技术是推动新闻观念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民国初年,电报、电话、轮转印刷、照相、传真等传播技术有了较大进步,这些技术在中国的普及运用不仅加快了报业现代化进程,而且直接推动西方新闻观念在中国落地,并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成长。目前,研究者们分别对传播技术和新闻观念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另外,也有一些考察传播技术与其它领域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不过,把传播技术和新闻观念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更没有把两者置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其微妙互动关系。为此,本文试图以民初报坛有影响的三家民营大报——上海《申报》、《时报》和天津《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致力将抽象的新闻观念置于具体的民初新闻传播实务中进行观照,从民初新闻业务实践出发,期待更深入地检测新技术背景下新闻观念与传播技术的互动,以图把民国初年的新闻传播观念状态更真实地呈现出来。本文从表层观念(全面、时效)渐入深层观念(真实、客观)的逻辑顺序讨论两者的微妙互动。1民初新闻“全面性”的实践和观念发展与电报、电话技术的运用新闻内容的拓展、报道领域的丰富,是新闻媒体诞生后不断拓展的职业能力,“全面”是新闻媒介和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追求。在技术的推动下,民初新闻的“全面性”得到大幅度提升,表现在报道地域、领域大幅度扩展与报道类型、新闻数量的倍数增多。(一)电报技术有效拓展民初新闻报道宽度我国电报技术在清末已有起步,报纸上电讯开始出现。不过,电讯贡献于新闻界,不仅在技术的普及,更在于电信收费制度对报界的倾斜。在电报线路架设之初,电报费用贵得惊人,致使只有传递重要新闻时报馆才用电报,真正意义上的电传新闻还是凤毛麟角,新闻的全面很难保障。进入民国,由于电报资费优惠政策的出台,这种情况大为改观。民国初年,“新闻专电”大量出现,专电类型增多,专电覆盖地域扩大。民初《申报》、《时报》、《大公报》往往整版刊载电讯,每天多达七、八十条,少亦一、二十条。现采取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和年双月份15日的《申报》和《大公报》为样本,对比新闻专电在民国成立前、后的变化(见表1、2)。《时报》的新闻内容和编排可视作民初新闻全面性的代表。专电和通信一般置于要闻版,电传新闻在《时报》上占据重要地位。从《时报》刊登的专电和通讯看,不但民国成立后电讯数量大增,而且议题相对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报道地域广泛,包括国内如上海、北京、广州和各省电讯,同时兼及国外。(二)电话对民初新闻报道全面性实践和观念的助力中国建设电话工程起步于年,电话业务自清末起步后,先被政、商界利用,后来新闻界也开始使用。不过,由于民初电话资费方面少有优惠政策,再加上技术限制,各界电话利用率并不高,而新闻界电话使用更弥足珍贵。但它毕竟增加了新闻传播通道和新闻采访渠道,丰富了新闻传播方式,有些报馆还将电报和电话结合起来使用,克服了当时邮局将新闻专电压在最后、线路壅塞、影响时效的问题,更为民初新闻业助力不少。总体上看,民初借助电报技术,大量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派驻北京特派员;建立全国通讯网;加强本埠新闻;外加聘请旅行记者和海外访员等(马光仁,:-),这些措施基本覆盖了国内各地和国外主要国家,新闻源比清末明显扩大,版面上新闻信息量大增,有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摆脱了晚清前期外国垄断舆论的状况。所以,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报道的内容,扩大了新闻报道面,拓展了读者的新闻视野,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全面性。2民初新闻“时效性”的实践和观念进步与通讯、印刷术及邮政、交通设施的发展通讯技术的进步,不仅带来相对“全面”的新闻报道,而且促进民初新闻“时效性”质的飞跃。(一)通讯技术进步加速新闻时效观念的实践和发展“就纪事言之,消息敏速,自以电报为最”(李浩然,:14)。民国成立后,这一技术在新闻时效性上的优势渐渐显现。如上海《民国日报》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就刊出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本报专电”。民初报纸电讯中常常出现“今日”或“今日几时”的专电,甚至到截稿前的电讯稿都能见报,这和现代报刊上的新闻时效相差无几。这类新闻事件都是当日或当晚发生,报纸迅速报道,当晚排版见报,次日清晨读者就能读到鲜活的新闻专电,也因此民初报馆编辑开始有了值夜班的职业作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有实力的报馆还设立了电讯科,专门应对越来越多的中外电讯报道。这一切都说明民初报馆采编人员在电报技术的推动下形成了很强的时效观念。(二)印刷技术进步对新闻时效性的实践和观念发展印刷技术对新闻时效性的贡献,主要在节约印刷时间,可以大幅推后截稿时间,争取获得更多的新闻获取时间。以《申报》为例,年创办时使用的是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以出几百张报纸;年引进了煤气动力的印刷机,在印刷人工方面节约了13个人,印刷效率提高很快,之前的报纸需要用18个小时来印刷,新技术使用后只需要5到6个小时(转引自王润泽,:)。在年以后,各有实力的报纸陆续添置了高自动化的印刷设备。年《申报》日销五万份以上,印报时间不出一小时,报纸顺利由早班火车装运,销往江苏、浙江、安徽等外埠。鉴于人们对当天新闻越来越重视,年《申报》再次购置美国最新型的司各特直线式轮转机一架,从最后发稿到报纸全部印成,只不过两小时光景,同时这种机型还可套印颜色。(三)邮政系统、交通设施进步加速新闻时效的实践和观念发展交通、邮政的进步对新闻采集、传递和报纸发行有直接重要影响,是提升新闻时效的硬件保障。民国成立前,中国有铁路.10公里,年到年新建.38公里。另外,蒸汽轮船的出现,也大大提升江南一带水路的传送速度,这些新技术的出现,除对报馆采访和信息流通有直接帮助外,这一技术也影响了报馆的组织结构,提升了其专业化程度。比如《新闻报》据此成立了推广科,任务是设计邮政路线,主动提出发行路线,让报纸按时到达各地,推广外埠发行。不过蒸汽轮船虽然出现,但邮政制度却比较呆板,邮局对水路的收费和陆路不同,并不单纯按照距离收费,而只分为“轮机已通和未通”两种,费用差距在10倍以上。而且邮局自身的手续烦琐,很多近路的报纸邮件却要绕远,耽搁行程。3民初新闻“真实性”的实践和观念发展与电报、照相术和传真的使用(一)电报技术进步推动新闻真实的实践和理念发展中国古代报刊信息来源全部为政府,因此其真实性受到各级读者的推崇。但近代报刊出现后,社会新闻和政治新闻来源的多元化、对新闻真实性认知的不足和当时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知识的匮乏等,导致报纸内容真实性退步。道听途说、虚假信息甚至故意编造的新闻常常出现在报端。新技术出现后,借助技术条件,西方报业真实观念和操作规范带到中国近代报纸。电报新闻收费较贵,但却是各报竞争的法宝,因此在专电写作方面,要求记者不能空发议论,只能据实报道,强调报道的“信息模式”,而非“意义模式”。“可以说,电报规划了新闻要报道的事实,以及要报道哪些事实要素。报道向‘信息模式’方向发展”(陈昌凤,:)。电传新闻必须是在来源可靠、事实准确的基础上体现真实,所以记者采写新闻专电必须以可信的消息来源为基础,写作凸显事实,简明扼要据实报道,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的报道原则。同时,当民初电报优惠政策出台,电报局对访员拍发专电提出要求,“各访员发递新闻电报,倘有报告失实或采及谣传有妨大局者,一经发电局或收电局查出,即行扣留,不为递送”(戈公振,:)。拍发、采写专电的真实性要求提高了众多记者的职业素养,而且真实性成为各报竞逐的目标,民初新闻界在追求真实的氛围中增强了新闻报道的真实理念。

(二)照相术和传真术的运用强化了新闻真实理念

“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记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戈公振,:),新闻图片确是凸现新闻真实的绝佳手段。随着印报机的使用,与印刷设备配套的照相制版设备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大报馆中。

年前后,照相铜版制版技术传入中国,铜版照片影像逼真,为图片报道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上海《大陆报》是较早刊登铜版照片的报刊之一。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与清军交战的照片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引起业界和读者的共同重视,图画在报纸的地位开始凸显。民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的报馆设立了铜版部,为报业践行新闻真实性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十世纪初中国报纸虽然开始出现新闻照片,但因为技术水平和费用的限制,直到20年代才广泛地应用(方汉奇等,:)。年,黄伯惠接手《时报》,注重新闻照片,使版面图文并茂,新闻图片与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一起成为黄氏时期《时报》的主打内容,《时报》也以摄影和制版设备精良著称。民国初年,照相术的进步使报界的新闻真实性理念得到进一步提升,激励各报记者以发挥新闻图片优势来真实地纪录新闻事件。传真技术是利用电信号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线路传送各种文字、文件、图表、照片等图象的通信方式。传真技术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电报传递的信息需经转译,而传真无需这一环节,况且我国文字繁多,方言种种,拍发电报经过转译易滋错误,我国新闻界利用传真技术,不但可减少信息的误差,提高新闻的真实度,还能将遥远地发生的新闻事件通过传真发来照片,可直接感受新闻的现场,具有真实感和生动性。正因为传真技术可满足人们对信息传递的真、快、准的要求,所以被利用于新闻业。4民初新闻“客观性”的实践和观念发展与电报、照相和传真的运用(一)新闻客观性与电报技术的渊源关系中西方学者在追溯新闻客观性起源问题时,就注意到了电报与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西方对新闻客观性起源问题呈两派观点:唐纳德.L.肖(DonaldL.Shaw)和詹姆斯·凯瑞(JamesCarey)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新闻客观性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确立,理由主要是电报技术和通讯社的发展促进了客观报道。电报催生了简洁、讲求事实的风格,通讯社需要不掺杂价值评论的报道来满足所有的客户(Schudson,:-);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和斯切克福斯(RichardStreckfuss)等另一派认为,“从世纪之交直到20世纪20年代,‘客观性’这个词始终没有出现在记者或新闻批评家的辞典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业,客观性的理念才诞生”(转引自舒德森,:)。其实,这两派观点是基于对“客观性”理解的不同层面,前一种观点是把“客观性”作为一种报纸实践的操作原则,而后一种观点视“客观性”为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也就是说关于客观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有两个层面,操作意义上的客观性在便士报之后就开始了,而作为职业理想和行业标淮的、与科学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客观性’,按舒德森和斯切克福斯的观点,要到20世纪才出现”(杨凯,:82)。新闻客观性在中国的孕育、萌芽和发展与西方相似,同样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只是中西方客观性产生的土壤和社会背景不太一样,对应时间也不很吻合。我国对新闻客观性的认知比西方晚,中国报业到民初开始走上职业化之路,新闻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本位时代演变(吴廷俊,:),新闻客观性有了萌芽,直到五四之后的20年代正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有一点相似,即新闻的客观性与电报技术的运用存在一定的关联。(二)民初传播技术推动新闻客观性实践和理念发展

从客观性的内涵看,新闻传播的客观性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就形式而言,新闻的客观性要求通过新闻事实的客观叙述等手段,运用事实的自身逻辑力量显现新闻传播的倾向性。即报道者应善于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而不随意加以主观的解释”(童兵,:74)。民初报界对客观理念的践行受电报技术的催动(当然技术不是唯一诱因),民初记者写作电讯得字斟句酌,把一切空话废话,一切议论统统去掉,只简洁朴实地叙述事实(李良荣,:11),尤其是政党报刊强调事实与观点分开,这大大强化了记者客观报道新闻的观念,带来新闻业的重大变革。

如,“汉口电:武汉学生罢课、演讲,军警捕拿三十余人,王占元曾下格杀勿论之令国立高师学生陈开泰已伤重毙命,中华大学学生两人已经垂危。(汉口六日申刻发)”(时报:-06-07)。专电运用“春秋笔法”,写得简洁凝练,直截了当,不事铺陈,没有多余的议论,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和叙述表现出观点和倾向,符合新闻客观性的写作规范,如此简洁、客观的电讯稿在民初民营大报中俯拾皆是。新闻专电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报道手法能提高记者专业素养,强化他们的客观报道意识,同时,新闻专电还加大了民众接触更多新闻信息尤其是民初政坛动态消息的机会,扩大了信息的分享面,也力推记者形成新闻的客观报道理念。5

结论

“媒介即技术”。新闻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技术进步是新闻业现代化的基础,每一次与媒体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会带来新闻实践和观念的变革,也必定推动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与发展。民国成立,报业技术的进步和使用加快了报业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新闻传播观念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路径发展:在新闻的采集上,清末被采用的电报技术,民初报界已经广泛使用,电话也开始在报界使用,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全面性;在新闻的制作上,印刷、照相和传真术等均有提升,不但为报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改进编辑方式流程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凸显新闻的客观、真实也大为助力;在新闻的传播上,有效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邮政系统,提升了报纸发行的效率,为新闻的时效性增添羽翼。总体来看,民初新闻观念从表面到内在的发展和深化,背后的动力之一则是传播技术,所以可以说,传播技术对我国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传播技术只是影响新闻观念的因素之一,绝不是影响因素的全部,切忌过于夸大技术的作用而掉入“技术决定论”泥潭。本文系简写版,点击[阅读原文]至《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免费下载完整PDF版本。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期执编:Sheryl.G)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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