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作为新闻的记录者，记者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旁观、记录还是参与？从何角度、如何记录，才能为后人留下历史的全貌？让后人在探究历史真相的时候少费一些气力？

如今来讲，记者并没有多少参与其中的条件，能够客观记录已是不容易。

而曾经，有一些“报人”不仅仅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们见证了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走向、风云人物的兴衰……

今天将要提到的这本书，记录了这位报人前半生在新闻记者工作中的跌宕起伏，同时也记录了他在这三十年间所目睹的中华大地上政局的变动，让人们窥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

这本书便是《记者生活三十年》，作者陶菊隐，中华书局年初版。该书从陶菊隐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写起，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止，时间恰恰三十年，这也是该书命名的由来。

陶菊隐是谁？

说到陶菊隐，就连许多新闻系的学生可能都不知道、没听过。但是新闻系的学生肯定都知道“张季鸾”。

年，陶菊隐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在评价陶菊隐时称其，“担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的称号”。

陶菊隐（—），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中学尚未读完，14岁的陶菊隐于年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不久，就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

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

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

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从30年代起，陶菊隐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加上其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判断，曾受蒋介石单独会见，曾想将其重用。

历史的参与者

陶菊隐记者生活的三十年，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各界权要纷纷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陶菊隐不仅仅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更作为参与者见证、推动了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

他参与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以学生联合会为核心的‘湖南各界联合会’很快就成立了。我以报界联合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各界联合会。……与此同时，我们对北军第七师在省城行动，也作了一些侧面揭露。当然，我们不可能直言不讳，但也可以绕弯子把消息烘托出来，使阅者一望而知。”

他与多方人士相互牵连：“此次叶唐战事发生之初，我即预感到，六七年来我在长沙平流顺进的记者生活，将要受到干扰：交战双方的登场人物，包括第三方面，大多为我平日采访新闻的新知旧雨，我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任何方面，但我想在报道中不作左右袒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作了思想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将再作上海之行。”

他被蒋百里举荐给蒋介石，后受邀与蒋介石谈国际局势：“‘我顺口提到了你，我说我有一位没有出过洋而又不甚熟悉外文的朋友，经常写些有关国际问题的文字，其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可以介绍他前来谒见委员长。’‘委员长表示欢迎你前来一谈。’……百里最后告诉我：‘我早就知道你不愿离开上海，所以不用委员长邀请的名义，而是用我的交情把你吸引到内地来。如果你不去汉口，我将无以报命。’他又提出两项保证：（1）绝对不强我在内地担任任何工作，（2）见过委员长一面后便可回上海去。”

最终，陶菊隐在会见中将自己对欧洲风云变化的看法向蒋介石进行了阐述。

“蒋介石在一间小客厅会见了我。……时间已到亭午，我便起身想走。蒋叫我稍作片刻，招手叫百里同到外边走廊上谈了几句话，再回到客厅向我说：‘今天谈得很好，改日还可约期再谈。如有未尽之意，你可以把英、美、法、苏等过的基本情况写成提纲，作为下次谈话的基础。’于是他送我们三人走出客厅来。走到楼梯口，我们都停步不走，蒋乃和我们一一握手为别。”

后，陈布雷交给陶菊隐一本印有“宁密”字样的密电码本，说是蒋介石特意赠送，以利于日后双方联络。

又有史料称，陶菊隐不敢迟疑，第二天就启程离开，终于远离蒋介石，陶菊隐心中担忧卷入政治旋涡的石头总算落下地来。回到上海后，陶菊隐将密电码本搁置家中书柜里，并不主动与蒋介石联络。

书中记载，蒋介石后来又交于陶菊隐与蒋百里“双十节”发表的演说稿，请其对文中所讲的外交方针提意见，陶菊隐也提了自己的建议。“我起好了电稿，末了署了百里的名字，百里一定要加上我的署名，这又是他提携后进的一种用心。”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蒋百里因陆军大学迁校事宜过度劳累致使心脏病猝发逝于广西宜山（今广西宜州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月八日昧爽五时左右，市民卧床未起，就被隆隆震耳的炮声惊醒。等到曙光甫启，又有飞机轧轧之声掠空而过。《译报》友人打‘日美两国已宣战，驻沪美兵舰韦克号被俘，英国炮舰白特尔号已被击沉。’这是上海市民所上的第一课。”

陶菊隐“匆匆从床上爬起来，不及盥洗进早点，就冒着蒙蒙细雨，由萨坡赛路经郑家木桥步行到汉口路《新闻报》去。我沿途所见，除电车、公共汽车均已停驶外，市民和自备车辆仍可通行。行人疏疏落落，而且行色匆匆，都泛着一副阴沉的脸色。两租界交界处布置了路障，但均留有缺口，行人单身可以通过。法租界与南市毗连的铁门一律关闭。”

陶菊隐到达报馆将于蒋介石通电的“宁密”电码本以及内地友人寄来与抗战有关的一些函电烧掉，然后扔在抽水马桶里。“我的心才平定了下来”。

“从这天起，我便与二十多年来息息相关的上海《新闻报》为别。我跨着轻快的脚步，悠悠然走出报馆来，到了汉口路昼锦里锦华湘绣店，老许在那里等候着我。我们正交谈着，忽见街头上有一对身着黑呢制服、荷枪实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威威武武地向东走去。”

后记

一九四一年上海“孤岛”沦陷，陶菊隐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隐姓埋名，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年后，陶菊隐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后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陶菊隐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年病逝。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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