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传播的时代背景

面对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和复杂环境的国内外舆论，这三个层面的挑战成为提出我国战略传播体系的基本前提和时代背景。

（一）新技术：打破封闭环境的传播生态

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由于自身传播技术的限制和媒介的规制，可以在较大的空间内进行限定，实现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差异化管理。但是，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技术变革了以往的技术特征，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原本封闭或半封闭的内部环境已经变成内外互通互联，网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直接获取跨国界的信息，技术推动了信息传递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在新一轮的技术信息传播竞争中，对信息资源丰富、传播技术先进和精准信息传递的国家将占据先机。

（二）新崛起：重塑大国形象的传播视野

中国的ＧＤＰ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传播影响力却没有像ＧＤＰ那样快速地增长。一方面，这里既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从埃及神庙“到此一游”，到天津港爆炸事件对ＣＮＮ记者的围攻，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中国公民都是国家形象传播的报道者，每一位网民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也存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境外媒体的出于不同利益而采取的报道“框架”，以境外媒体区别对待“巴黎暴恐袭击事件”与“昆明暴恐袭击事件”可见一斑，他们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框架进行报道，对制造巴黎暴恐事件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恐进行谴责和批判，但对中国暴恐袭击事件则使用另一种“框架”———政府镇压少数民族后的“反抗”。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组织走出去，迫切需要战略传播重塑新崛起的大国形象。

（三）新思维：统合多元主体的传播观念

面对互联网众声喧哗、媒介融合的时代，评估和衡量传播效果已经从原来媒体独大的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形成合力，在相关部门共同构成的统一系统内锁定目标，相互配合，言行一致，从而发挥最优的传播效果。例如在“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面对日益严峻的舆论环境，在发动反恐行动后同时进行战略传播，向国内外的受众宣传反恐行动并非针对伊斯兰，而是所有恐怖主义，他们通过信息操控希望其他国家在行动上配合美国，从而有利于实现美国自身战略目标的行为。因此，面对中国转型期风险社会的来临，突发性事件的频次已经逐步从偶然向高发扩展，国内外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事件的处置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都依赖于战略传播在协调多元主体、整合信息、有针对性的沟通效果。

二、战略传播的定义

“战略传播”是近些年兴起的新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科学、统一的定义，但从美国国防部近年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管中窥豹。２００４年９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了战略传播专题报告指出：“战略传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为了理解全球的态度和文化，政府可以运用多种工具，在人们和组织机构间开展国际对话，为决策者、外交官和指挥官就公共舆论对策提供咨询，并且通过传播策略影响态度和行为。”该定义阐述了战略传播的主要目标，但没有指出其核心特征。此后，美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修订了定义：“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为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以便创造、强化或保持有利于增进美国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而进行的有针对性努力，这与国家权力的所有方式相同步，并使用协调一致的方案、规划、主题、信息和产品。

因此，战略传播的核心价值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化、制度化的宣传活动。主要采取的方式针对特定目标人群和精心化传播，即使是相似的传播内容，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也会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例如涉及日本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只面向日本政府和精英人士开展战略传播，而应拓展到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等；针对日本右翼势力，需要采取“孤立中央，合围地方”的策略等。这种有目标、有计划、分步骤的系统化的全球战略是实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并伸张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方式。战略传播的效果是加强国内团结、增进国内公众凝聚共识，一致对外，同时强化同盟关系，获得国际支持，弱化或分化非同盟（对手）的信誉和势力。总之，战略传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从而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变的效果。

三、国家战略传播的新模式探索

（一）以受众为核心的“中国屋”精准传播

作为“中国屋”模式的初步探索，巴基斯坦是“中国屋”模式的第一站。根据国家战略传播核心特征，需要对特定受众进行精准传播，在策略方面，将受众主要分为两部分：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和巴基斯坦民众。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处其中，但身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在异国获取信息途径较为单一，且一般只在本单位局部范围内活动，较少参与当地的社交等活动，当地中国人这种“深居简出”的方式给巴基斯坦民众留下了“中国人很神秘”的印象，此印象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正向传播，更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只有当地的中国人先了解本地，才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利益、命运、责任等多元“共同体”，否则“谁会听你讲中国故事”？因此，为当地的中国人提供较多的融入本地生活的社会信息，为当地的中国企业搭建更多的官方与非官方沟通渠道，成为发挥“中国屋”价值的第一步。

（二）以话语为纽带：“中国屋”增信释疑

话语是“中国屋”模式探索国家战略传播的重要载体，程曼丽教授说：“从话语理论的角度讲，话语是一种权力，是对社会认知与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的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了主导舆论、影响大众的权力；反之则会被主导、被影响。话语来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又具有某种建构性。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通过权力斗争生成知识，进而建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的，权力使话语具有了合法性，话语使权力具有了合理性。”话语在国家战略传播中与“言行一致”是一脉形成的，充分运用可以科学有效地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与政府公信力。因此，以话语为纽带为“中国屋”模式增信释疑。

四、思考与启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打通了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分隔，实现了对内传播信息与对外传播信息在互联网平台呈现、传播和互动。人们在分享信息技术便捷性的同时也在思考互联网与国家安全，尤其是迎接西方网络霸权思维和对我国的严峻挑战。以巴基斯坦为案例的“中国屋”模式探索即为借船出海、扎根当地、增信释疑、水滴石穿。以此思维，在与当地充分融通中不断创新模式，精心培育，扎根发展。在单一的传播策略调整过程中，从对外宣传到国家战略传播的探索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代国家传播治理的内在要求，这将以国家的特定战略利益，整合多方资源和优势，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刘新传，《网络时代国家战略传播的新模式：“中国屋”视角》，《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林信焰、毕研韬，《战略传播概念演化研究》，《琼州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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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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