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改革进入高潮的一年。如果说年到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是局部的、自发的过程，那么从年起，农村改革便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浪潮，且成效显著。到了年秋季，进入高潮阶段。

放眼看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熊熊烈火已燃遍神州，除黑龙江冰冻地带尚未开化外，就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郊区也已经开始推行责任制，全国20个以上省、区已大规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地方“双包到户”已占到50%左右。在全国，正形成由局部到全局，由边远落后地区向中心发达地区扩展的势态。

在新闻宣传界，也是进入高潮的一年，人民日报的舆论解冻，是从南振中与我的报道开始的。可以这样认为,年，是我47年新闻生涯中“最改革”的年份，也是记者能“说了算”甚至影响国家进程的时候.我们来自基层的发现，很快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总书记很快就批示了。从大背景看，是原来处于“在野”的中央领导人刚刚“当朝”，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成了急先锋，成了一支最为“受宠”的政治力量。我们独立主见，敢于发现，敢于讲话，从老百姓中来，底气最足，这也是我最红火、最为幸福的时候。我拍的农村照片在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轰动，成为农村改革高潮时期的象征。

那时候，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全国所有的大学似乎保持集体沉默，理论界基本上也是沉默状态。现在最活跃的经济学家多是年毕业的，在改革前十年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直到九十年代才冒出来。现在，中央电视台报的财经人物，全部是九十年代和21世纪冒出来的，使得改革前十五年变成空白，容易形成一种误导，似乎改革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

其实，年后有四类人最为显著：政界领袖、政策研究者、新闻记者与农民。包产到户是农民搞起来的，改革舆论是记者搞起来的，上面处在一种支持或反对的状态。可以说，记者对国家、对改革功劳最大的时期，是年至年。

当政治与新闻高度一致的时候，新闻高度自由，当时代处于巨大变化的时候，新闻尤其重要。并且，新闻改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不知不觉到来的。开始几年，并没有喊改革；当大家都喊改革时，大半是假的。这时改革一词只是政治家与政客手中的玩偶。

所以范敬宜写文章认为“正是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这也是新闻界自身的财富，应当珍惜，并予总结。李锦是这批有作为的记者中较为年轻的一位，可贵的是后来的几十年能一直在农村基层坚持调查研究，成果甚多，积累也甚丰。”这当然是范总对我的夸奖。

现在发表我在年亲历的改革故事。这些事情发生在秋收到春节前。

一、我的“第一个浪头新闻观”的产生

从年11月后的短短的50天里，我搜集到25个小故事，用以小见大的方法，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多是刚刚发生，是城里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有些问题则是在一段时间里为人们所怀疑与猜测的东西。我们通过具体事实解答这些疑问，在客观上有利于引起社会，减少改革的阻力。

在报道时，我始终遇到两个难以回避的难题，一个是当时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仍然持不提倡的态度。报纸发表时多用“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劳”的字样。这样的稿件多了，报纸是会有意压缩的，有的大报在年2月以前是不用“包产到户”这个词的。另一个难题是对一个省发稿量的限制。当时推行农村联产承包比较突出的有安徽、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等省区，鲁西北地农村变化非常大，但地方主要领导同志思想不够解放，对“包产到户”始终未公开表态，反映山东的稿件在北京各大新闻单位发出有较大的阻力。

但是，鲁西北变革中的新人新事使我几乎每天都处在情绪激奋之中，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向全国人民报告。于是，我避开了政治上、地理上和新闻业务上的不利因素，从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上铺开，力图深入多数人尚未涉足的领域，使编辑“觉得是当前最需要的”；同时，从报道的时间上拉开距离，从年10月至年元月，分成四个阶段报道，拉长战线。这样一来，新闻报道便可能突破非事件性新闻的局限性，达到发稿量大、报道时间长、采用率高、社会效益强的结果，取得报道的丰收。

我觉得，大河奔腾有主流，有支流。任何变革都是由一个一个浪头形成大潮，又由一个一个大潮形成长流。然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最鲜明的是“第一个浪头新闻”。

第一个浪头新闻有哪些特征呢？代表改革大潮的主流，不是支流或偶然撞击的浪花；是“第一个”而不是“第二个”报道的新鲜事；是第一手材料，记者直接发现的，新闻思想的发现应早于中央文件确认，报道最好恰为同时；新闻信息生存时间极短，稍一怠误，就会被更新的浪头“否定”；多是旧中出新，旧是事物本体，新是思想苗头，却是本质变化的开始；必有新的形象标志。

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我在报道上组织四轮冲锋：年10月以棉花丰收为报道载体，以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报道主题；年12月以农村致富为报道载体，以政策落实为报道主题；年1月以农民春节前活动为新闻载体，以农民精神生活为报道主题；年1、2月以春耕前农事动态为报道载体，以农村改革发展新趋势为报道主题。一浪接一浪地把农村改革的真实情况及时、充分地报道出去。我觉得，当一个好记者，必然有总编辑的素质。

●因为我们的新闻直接来自田间地头，最接地气，所以常常引起北京人的。这是我在宁津县地头调研。也没有干部陪同，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在乡下转悠。

在农村改革初期，新华社的态度是鲜明的，多次组织报道，宣传推广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我的报道也得到编辑部的充分支持和肯定。我的这种新闻观，后来被引入理论研究，使我终生的业务风格。因此，我一生在风口浪尖，多独立主见，总是第一个发言，把自己弄得很苦，讨了不少便宜，也吃了不少亏。

二、我受到十三封来信的质问

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讨论在报端展开，把全中国都吸引到这场争论中来。当时，新闻舆论上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局面，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总结与引导，思想上比较混乱，不少新闻报道一发出去，就在社会上议论纷纷，甚至受到指责。探索性的新闻报道是要冒风险的，这种风险来自上下左右与内外等多方面。

年12月，在我采访的根据地突然传来“李记者犯错误了”的消息。因为那里熟人多，人们也关心我这个经常从上面来的人。没过几天，县委新闻科长张宝海来了，说县委管书记让我来看看你，你身体还好吧。他以朋友的情分向我透露了情况，原来是新华社编辑部来了一封加盖公章的调查信，要求县委对我拍摄的杨成海包地得到奖金的情况进行调查。县委搞得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上面政策变了，还是李锦这个人出问题了，只好到杨庄搞个调查，把情况如实地反馈上去。张宝海说，县委不让说这个事，就是让我来看看你，送10斤新烤的乌枣给你尝尝。

为这件事，我纳闷了一个多月，按总的形势分析，国务院新班子已经调整，万里同志分管农业，农村政策不容易有大的变动，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是稿件自身的问题，编辑一般要找记者核实。

一个多月后，我到北京时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幅照片是秋收中发稿比较早的一张，因为图片说明中有一个“包”字，便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短短几天收到13封读者来信，其中有8封是反对“包产到户”，包括向我本人与新华社提出责问的，有5封表示赞同的，其中3封来信询问杨成海包13亩3分5厘地的办法，以及承包合同的写法。

南京军区某部有一封来信，署了11个人的名，用词很严厉。信是这么写的：

近一阶段，社会上对农村出现“包产到户”的事议论纷纷。看到报纸上发表的山东省茌平县杨成海包土地，领得奖金元的报道，我们认为这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不能不说话。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结束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而记者说杨成海这个人近10年没有从队里分过现金，这是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去世不过三四年，便把社会主义丑化成分不到一分钱的社会。作为新华社记者不可能疏忽这个问题，这是有意否定社会主义。

来信特别表达对“包”字出现的愤慨。认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已经是臭不可闻的道路，人民已经适应新社会，而记者提出“包产到户”，是存心把历史拉向后退，是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人民解放军决不答应的。

●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大队在棉田管理中包产到劳力，实行全奖全罚，超产的归个人所有。社员杨成海包了13亩棉田，亩产70公斤，从队里领奖金元，而过去近十年来他从没从队里领过一分钱现金。

来信还反问，一个农民包产一年能拿奖金元。那么工人呢？科学家呢？华罗庚、钱学森是不是也能拿到这么多钱？特别是坚守在前线的部队指战员、风餐露宿、吃尽辛苦，以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又该拿多少钱呢？社会主义国家不强调政治挂帅与思想领先，是很危险的，这不光动摇军心、民心、也使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江山将毁之于资本主义复辟之中。

特别是部队指战员的家大都在农村，在农村干得不见得比那个杨成海差，可是因为在部队，家中父母靠谁来管，地方政府照顾得怎样？大家都很担心。这则报道不符合广大指战员的心愿，我们表示强烈的愤慨。

这封信用词激烈，提出问题也很尖锐。显然认为新华社的报道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应该及时纠正。新华社有关编辑在收到这些来信后，也没有正面答复，用一个短函把茌平县委对实际情况的调查附在后面，印了数十份，给写信的地方一一寄上。编辑部的人很精明，他们不正面表态，成功了，是他们的发稿，到上面讨功去；有麻烦了，便把记者推出去，做落井下石的事，也是他们。

还有一些农民来信，称赞新华社的报道针对老百姓最担心的事进行宣传，公开表态，是对农民的最大支持，认为报道得好，报道得及时。当时，不光是杨成海领奖金的这幅照片，我的其它报道也受到指责。

这些反对的声音出现，正说明我们报道说在点子上了，击中了时代绷得最紧的弦，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个人做点事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探索真理，为普通百姓谋利益的事，很容易引起非议。不过既然想干成事，就得有所牺牲，也包括遭受误解与打击，新华社领导朱穆之、穆青与李琴前几年就因为揭发江青而遭受批斗，山东分社老社长李玉秀也因如实反映大寨情况而遭受陈永贵的欺辱。我们若因为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而遭受打击，总比人云亦云的平庸生活要有意义。

在我报道后的两个月，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到这个村过了春节。他通过杨庄10年前出去逃荒的人杨成玉看到杨成海的报道回到故乡的事，反映党的政策在杨庄落实的情况。他的报道，从客观上证实了杨庄变化的事实。

在年元月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工作的领导对“包产到户”问题多次明确表态，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舆论上占了上风。整个局面为之发生了变化。茌平县杨庄党支部又给新华社写了材料，称赞我在困难时候为庄户人讲了话。这组照片被评为年全国好新闻，也是全国好新闻评比中入选的唯一报道农村改革题材的新闻摄影作品。

三，人民日报舆论界的“解冻”

年12月28日，我随老记者南振中往北京处理稿件。在新华社发稿的同时，主要是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在北京的10多天，我感觉《人民日报》有些领导对“包产到户”持保留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使人听到上层解冻的声音。

这时，新华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挂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新华社记者所写的部分稿件也可以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特别是《人民日报》农村部对新华分社农村记者比较了解。到报社去，编辑也比较热情。我们到报社向李克林、季音、安子贞、袁定乾汇报了鲁西北农村变化的情况。李老太（新华社的农村记者都这么称呼她）听了介绍，非常高兴，说振奋人心！季音还特地把全国60个农民人均分配在50元以下的县的名单找来，发现19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我们报道中提及的东明、定陶、茌平、高唐、夏津、商河都被列入全国最为贫困的县，他把南振中写的通讯“多年愁容变笑颜”和我拍的“鲁西北农民翻身纪实”一组照片留下。晚上，季音通电话时说，李庄已看了通讯，说是一篇大好稿，照片拍得也不错，准备先用照片，照片在农村版发个通栏，5张。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把鲁西北农村的变化能较充分地报道出去，对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实践是一种支持。

可是过了两天，报社又通知，暂时不用了，以后陆续再用。到了报社，季音说很可惜，版都划好了，5张照片，一大片。我们了解到报社有关同志对山东省委某些领导思想不够解放有看法，对“包产到户”的实际情况也还了解不够。甚至说，不能为某某某涂脂抹粉。由于年轻气盛的缘故，我当场就说，鲁西北农村的变化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像周振兴、张程震等地区干部的思想是解放的，基层干部的思想也是解放的。我们报道的立足点是赞扬农民与基层干部，也没有提到省里人，从稿子也看不出与他们有什么联系。李老太劝慰我，你的看法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也有难处。照片一起用，有点显眼，拆开来慢慢地用吧。从我了解的情况，《人民日报》农村部的领导和编辑了解农村基层情况，思想是解放的，在稿件处理上也肯为记者讲话。问题是报社有的领导对山东有些看法，我们也没有办法。

两三天后，分社社长宫敬之从菏泽打来电话，说是赵紫阳在菏泽农村考察，对菏泽“包产到户”有个评价。在1月1日至8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后在湖北、河南、山东3省的宜昌、荆州、南阳、开封和菏泽5个地区考察，听取地方干部的汇报，访问了一些农户，对农村正在进行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给予热情的肯定与支持，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同菏泽地区干部交谈时说：“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群众要求政策三年不变，我们就按群众意见办，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办法要稳定一个时期。

考察完回北京后，赵紫阳总结沿途所见所闻，提出全国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责任制形式。好的地区，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农民的生活在逐年提高，这样的地区主要应该实行专业承包、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的可以自愿结合；中间状态的地区，应该引导到在“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即“六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劳、联产计酬的方法；困难落后的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赵紫阳回到北京后的讲话精神很快传到各新闻单位。实际上，这时候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变动已在酝酿，当时华国锋已经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请求，对重大问题已经不再表态。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到主要领导岗位任职的势态已经明显，他们对农村改革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为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篷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从年1月上旬开始，《人民日报》领导同志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开始转变，人们也可以开始觉察出这种变化。

我记得是1月9日，《人民日报》农村部打来电话，说是长篇通讯在11日要上，要南振中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连夜赶写一篇文章。我们在六号楼二层，住同一个房间。老南也征求我的看法，然后就动笔了。

●年12月，王同顺领取自己的元劳动报酬后，到信用社储蓄。这位老人所在的商河县张坊公社西小王大队年社员人均收入只有58元。这是《人民日报》撤下版面又上版面的照片之一。

1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中心位置发表题为《振奋人心的喜讯》的评论员文章，在第二版刊发南振中题为《多年愁容变笑颜》的长篇通讯，还配发了我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拍的题为“座座银山平地起”的照片。在这一个月，《人民日报》就5次发表我拍摄的反映鲁西北地区推行责任制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闻照片。

当时，全国农业丰收的喜讯频传，确实振奋人心。年在中国不算个好年头，遭受几十年少有的南涝北旱，但是由于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采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较好的收成。粮食产量3.2亿吨，是建国后第二个粮食高产年。棉花产量.7万吨，比上年增加50万吨；油料万吨，比上年增加万吨，均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一些长期贫穷落后的地区扭转了“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实行责任制较早，推行速度较快、推广面积较大的地区，农村面貌变化更大。比较突出的是安徽、山东、河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

更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各新闻单位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报道场面壮观，很短时间内形成声势。不少编辑部改变以往的被动状态，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人民日报》在短期内连续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发出报道各地农村形势的稿件。从《人民日报》当时刊出的一些篇目，可见当时宣传生产责任制的规模与声势。

1月22日、23日，刊载了吴象、李千锋、张广友的长篇报道《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以6个地区12个县增产的事实，反映农业生产责任制给皖、鲁、豫地区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2月15日，陕西省汉中地委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发言权，指导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责任制的进行。

3月2日，内蒙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春节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明确宣布，生产队和社员有权选择一种或几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同意就可以一定几年不变。

3月5日，四川省委在地市、州委书记会上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在稳定的基础上帮助解决有碍生产发展的具体问题。

3月19日，河南省开封地委制定《包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印发各社队，指导推行生产责任制。

3月23日，福建省委密切联系实际，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把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

4月1日，河南省委和各地、县委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使适合当地情况的责任制稳定、完善和健康发展。

4月2日，辽宁省推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大灾之年夺得农业大丰收后，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现在搞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由年占全省生产队的40%扩大到点60%。

4月12日：贵州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稳定完善责任制，共产党员对“包产到户”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更不应同群众对立。

……

当时的《解放军报》也在第四版发出大量反映全国各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闻报道。在年10月后的3个月，就10多次刊发反映鲁西北农村变化的图片。

在年春天，山东省委有两个重要举动。一是通知山东各新闻单位立即组织对鲁西北地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二是山东省委4月份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会议强调山东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央75号文件下发后，发展更为迅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达四分之一，农业生产出现少有的好形势。会议强调，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都要稳定下来，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山东省委随后批转下发了座谈会纪要。

在年春节后，中央及山东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到鲁西北采访。仅高唐县冒尖户王本跃与临清县万元户赵汝兰就接待了多名记者。鲁西北农民的探索终于获得了肯定和赞扬。

四、头版头条大照片的轰动

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改革进入高潮的一年。如果说年到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是局部的、自发的过程，那么从年起，农村改革便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浪潮，且成效显著。到了年秋季，进入高潮阶段。

放眼看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熊熊烈火已燃遍神州，除黑龙江冰冻地带尚未开化外，就连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郊区也已经开始推行责任制，全国20个以上省、区已大规模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地方“双包到户”已占到50%左右。在全国，正形成由局部到全局，由边远落后地区向中心发达地区扩展的势态。

在安徽，淮河流域的宿县、六安、滁州3地区在年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到50%左右，较富裕的安庆地区仅占0.8%。到了年，全省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达到了55%以上。

在四川，虽然“包产到户”出现比较早，但主要限制在贫困地区。直到年初，赵紫阳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提出要解放思想，不要受什么限制，“包产到户”也开始在全省范围推开。

在贵州，从年夏天开始搞“包干到户”联产责任制，时间不算早，但铺开得很快。到年底，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8.2%，成为全国“包干到户”范围最广、最彻底的一个省份。

仅次于贵州的是甘肃，“双包到户”的生产队达66%。河南是53%。

在云南，“包产到户”从年迅速兴起。到年5月，全省实现“双包到户”的生产队也达到一半以上，仅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便从年底的13.3%增加到35.5%。

在湖北，年2月后肯定了水田也可以“包产到户”的做法，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60.7%。

在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浙江，直到年中央75号文件发布时，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的也只是在极少地方偷偷地实行。但到了年的7~9月，则迅速形成高潮。

在农业问题受“左”的思想影响较大的山西省，承包起步稍晚点。但到年夏季，也有86.8%的生产队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干到户”的达60%以上。

河北省发展家庭承包责任制比较被动，在年发展得也特别快。5月份，全省实行“几统一”下大包干的生产队仅占7.4%，7月就发展到16.6%，8月又发展到22.6%。

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的最快、最为普遍的是内蒙古，“双包到户”的达50%，三地都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在年就表扬了从凤阳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日喀则地区工作的支道友在牧区搞“包产到户”的做法。

●茌平县博平公社交售新棉的农民。

山东省农业生产的高潮是随着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高潮到来的。据年底统计，全省39.1万个核算单位，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37.5万个，占96%，其中多数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的5.2万个，仅占13.3%，而这13.3%几乎都集中在鲁西北四区，年秋天在全国形成突出影响的山东农民翻身的报道都是发生在这个13.3%里。正是农民的伟大实践推动了山东省委的思想解放，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也促进了山东省委以积极的姿态开始抓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落实。年5月16日，山东省委批转了《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纪要》，认为出“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发展，有效地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了社员个人的积极性，挖掘了劳力、智力、土地和资金的潜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产量，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商品量，提高了社员分配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这件事情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由主要领导亲自抓，一年抓几次。”尽管在这个纪要中，没有特别地强调“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两种责任制形式，但是因为省里对这个问题没有持否定的态度，使得这种形式在山东西部、北部、南部和中部一下子放开了。年夏秋两季，山东省中部地区的干部自发地组织到高唐、夏津、平原、聊城、菏泽、东明这些县参观，很多地方照着鲁西北的样子干起来，使得“包产到户”成为燎原烈火，在齐鲁大地熊熊燃烧起来。据年底统计，全省个基本核算单位中，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达到99.6%，其中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个，占28.4%，实现“包产到户”的个，占7.7%，实现“包干到户”的个，占到了43.2%。在年完成了大规模变动，使“包产到户”在山东大地牢牢地扎下了根，包括曾抵制“包产到户”的胶东地区也改变了态度，大步赶上来了。

在年南方视察讲话中，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的曲折过程时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①显然，邓小平讲的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就是指的年。

当时，山东省在全国是什么位置呢？应该怎样来看山东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情况？

开始时间比较早，菏泽地区与安徽滁州地区开始搞的时间差不多，推广速度快，在年到年期间，如星火燎原般迅速蔓延；地片集中，在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四个地区连成一片，气势大，影响也大。就年秋季来看，山东省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所占范围最大，达99.6%。实行“双包到户”的达50.9%，联产到劳的占28.4%。在全国排在前列。特别是搞“包产到户”的地区在省城周围，几乎把济南包围了，德州离北京仅5个小时路程。

万里一走，张一去，安徽的农村改革就不大行了。山东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中坚，山东是儒家文化影响大的地方，上面一讲，转向很快。正好鲁西北农村起来了。

在全国农业生产体制的大规模变动中，鲁西北地区在年仍然一马当先，势如破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比全国多数地区早一年到一年半，形势发展快，势头足，四个地区连成一片，是这时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离首都北京最近最大的一片地区。

年秋，鲁西北棉花大丰收，我又一次来到茌平县。

“哎哟，那个棉花啊，像海一样！”多次配合我采访的博平公社秘书杨朝国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了博平棉花收购站的情况。这天上午到了茌平，下午便有13个人到招待所找我，这些多是报道中接触的熟人。我提出，要拍一张棉花丰收大场面的照片，反映和留下中国80年代初推行“包产到户”的盛况。请朋友分头替我看现场。

最后选定的仍是博平公社收棉站。这里群众最集中，最有气势，眼底下就有多辆交棉的车子，形成一片棉花的海洋。远处是形成曲线的3华里长的交棉队伍。这种壮观场面自己从来未见过，也是报纸上未曾出现过的。

为了增强发稿效果，编辑有意把“棉花县长散传单”这幅照片与丰收场面放在一起发出，以强化点面给合的效果。年11月9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介绍了这条新闻。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鲁西北地区棉花大丰收每天收购二十万担”的消息，编辑直接把图片说明改成简短的消息，照片放在头版头条上，近20厘米长，12厘米宽，加上《棉花县长散传单》一幅，占据整个版面的四分之一。中国报纸在较长时期把图片作为报纸的配图，使图片难以发挥特有的功能。除了十年动乱中，一度把领袖象摆在突出位置，普通群众生活照片极少有被放在头版头条位置的。《人民日报》总编室的这种破格处理，使这一组图片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标志，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新闻界在第一次评选优秀版面时就把这个版面评为年全国好新闻优秀版面奖。

《人民日报》在11月11日在第一版《今日谈》栏目发表了方已的文章，评论这条头条新闻，标题是《赞图片头条新闻》，内容是这样的：

11月9日，《人民日报》以图片作头版头条新闻，反映鲁西北地区今年棉花又获丰收的喜人情景。看到棉花铺天盖地、交售车辆势如潮涌，能不为鲁西北农民又发“棉花财”拍手叫好么？

新闻要“新”，讲时效；要活，生动引人，一目了然。一幅好图片，放在头条位置，开阔读者视野，引起社会的共同关心，有非笔墨所能表达之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报纸新闻安排的一个创新。人们从交售棉花的长龙阵，看到了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威力。国有富民政策，民有爱国行动，发家与爱国，结为一体。当我们分享农民的丰收喜悦时，寄语鲁西北棉花收购站职工，在新形势面前，防止以“长”龙掩护工作之“短”，而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路子，以创新的工作来缩短这条过长的“龙”。

当时，山东省委书记李振来新华社山东分社参加50周年座谈会时，也盛赞了这幅照片，并以此为例说明新华社对山东农村改革宣传的贡献，表达致谢之意。我认为这则新闻被突出采用，主要原因是全国农村改革形势处在鼎盛之时，急需有代表性的报道放在突出位置，以鼓动形势，帮助人们增强对农村改革的信心。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孙振对农村改革的报道一直关心和支持，对我的努力也多次予以鼓励，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山东棉花丰收的照片发表以后，《人民日报》接到许多赞扬的电话，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也表示祝贺……在整个新华社也引起了很大的重视，穆青同志当天就讲，李锦同志要表扬。”①

这个报道受到新华社与新闻界一些老同志的鼓励。徐光春同志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年11月，新华社发的山东分社李锦拍摄的《鲁西北棉花大丰收》的一组照片，可以说是记者新闻敏感和形象敏感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广大农村开始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这种形势下，记者敏锐地抓住了落后的鲁西北地区棉花大丰收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进行报道，用生动的事实来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威力。这些照片新闻性之强，说服力之大，不能不令人佩服记者的新闻敏感。但光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记者在抓住新闻的同时，调动了形象敏感。在拍摄过程中，分别选择了棉农踊跃交售新棉和“棉花县长”撒传单的生动场景，寓深刻的新闻主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使照片做到新、深、活，《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组照片。①

年11月这一张大照片、大版面，成为农村改革兴盛的标志，为历史而铭记。

附：范敬宜对我的评价

为《目击中国农村改革》而序

范敬宜

李锦同志是农村改革30年来始终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且有研究。这本即将出版的《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是用新闻事实来写农村改革的“史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我们展示农村改革的完整过程，充分肯定农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图并茂、事理结合，是本有新意有特色的农村改革专著。

农村改革开始时，我尚在《辽宁日报》当农村部主任，跑基层较多。曾经亲眼目睹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也遭遇改革初期落实政策的艰难，改革实践有着史诗般的壮美，演出过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话剧，生于其时是新闻记者的幸运。我也写过一些报道，为之作过“鼓与呼”，可后来因为工作频繁调动，事务缠身，写稿不多，实是遗憾。李锦同志长期在家庭联产承包首创之地的黄淮海平原一带农村采访，积累第一手材料甚多，现在，他以亲身经历写出此书，我欣然同意为之作序。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和运作方式，主要是农民的意志、动向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预测未来社会的演变趋向，都不能离开农民这个“根”。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相继对农民问题作出过精辟的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农村特征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的现代社会变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取得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鼓舞着全国人民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

农村改革是在探索中逐步明朗的，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这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作者作为农村改革过程的参与者，以历史演变与时代更迭的眼光，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年至年间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酝酿、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作为主线，同时兼及购销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业产业化与基层党建等重大主题，生动地展示前20年间每一重大举措的起因与发展过程，着力剖析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些重大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中间遇到什么阻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于探索过程，作者有翔实而生动的记录。在表述这些事件时，李锦强调的重要观点有：一、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替代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是一场亿万农民再次争取主人地位的群众运动；三、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一套“左”的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四、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与完成的。我同意作者的基本判断，并认为这些从实践中形成的理性归纳是有意义的。

9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李锦同志数次到报社来。因为我后来下去较少，很愿意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他一次介绍了鲁西兴福镇混合经济所有制情况，一次介绍了胜利油田资本经营情况。这些都是当时理论战线探索的新课题，而他因为在这些村庄或企业住的时间较长，了解情况多，言之有物，讲得有主见，也有激情。他不仅文字与图片报道搞得较好，还发表了不少哲学、社科、新闻与摄影论文，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有思想，报道有深度。而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就是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中来。这也是我读这部书稿后想强调的话。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与基本工作方法。早在年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同样地，调查也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途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新闻记者如果不做调查研究，不去倾听群众呼声，就不易抓住矛盾的症结，从而不能形成正确的结论。只有真正走下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到流水中去才能抓到鲜活的鱼，抓到大鱼。从《大转折的瞬间》看，那些重要的新问题、新思想与新线索都是在第一线发现的。鲁西北商河县白集村农民走进流通渠道的报道，是我国农村改革中较早的揭示市场取向的报道，曾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赞扬，便是作者在骑自行车采访时从群众口中得知线索、在炕头上写出的。也正因为此，邓小平同志在年底了解李锦同志去过多个村庄的事实后说：“那你有发言权呐！”（见《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从年以来，作者每年有多天在农村采访。在沂蒙山区九间棚调查时在村中住了52天，在兴福镇调查时住了48天。后来这些典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涉深水者得蛟龙，他的实践再次证实了成功者的这条重要规律。

再一个问题是理论思维问题。《目击中国农村改革》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不少篇章可以当论文来读：“爆发”一章，2万多字，每节都是通过照片带故事，进而阐述重要理论观点；“万元户的发现”说的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典型的寻找与发现过程，叙述了围绕按劳分配原则的斗争和记者的理性思考，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集体组”与“单干组”对阵的故事，引出对“家庭”两个字的分析，讲了8条，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迅速推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实是说理透彻的论文。从这本书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新闻记者的认识水平，还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思维流程，了解新闻记者是怎样学习与运用理论的。

我认为，新闻记者是理性的探索者，不是被动的报道者，研究改革也是新闻记者的任务。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丰富多样的经济形式，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同时又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作出概括，才能舍去非本质的、暂时的现象，确认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逐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从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确定与报道新闻事实。当然，进行抽象和概括，必须做出极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底气足、眼界高，特别是有邓小平理论功底与一定的研究能力。大家知道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页）同样地，在新闻的山峰上攀登，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常征服重大主题峰巅的，往往是那些不遗余力地在理论政策的研究上下功夫的记者。

在推荐这本书时，我不能不讲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即学识修养问题。只有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知识修养，才可能把自己造就成在新闻领域纵横自如的大家。这本书初看以图片抓住人，细看以情节吸引人，深看以见解说服人，形成图片与文字结合、事实与理论结合的特色。一位摄影记者的图片能够相对完整地描述出深刻而伟大的农村变革，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本由摄影记者出身的人写的改革史书，能拿出那么多照片，且不乏上乘之作，这在我国新闻界是为数不多的。从书中介绍的拍摄过程知道，他想了很多东西，有时想得很深。例如“为财神爷上供”，贴满一墙的画像，表明转折时期农民思想的混乱和迷惘，烙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穷得连凳子也没有”、“上工一条线”、“‘金镶边’的大寨田”、“一个倒塌的村部”、“抓阄”、“全家人上阵”、“我们都是队长”……仅仅这些农村改革初期的照片，就使得这本书的分量变得重起来。我们在近些年尤其倡导能文能图，文字与摄影两者相辅相成，也提倡搞新闻的同志能学好理论并争取有所建树，如此，我们报道的现实与历史作用就可能发挥的更充分，影响力也会更强。办一张报如此，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亦如此。很多人已开始追求这个目标，李锦同志的成长经历及这本书可称为成功的范例。他告诉我们，文字与摄影、新闻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的年轻同志作这样的努力。

记录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也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历史。正是20年前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这也是新闻界自身的财富，应当珍惜，并予总结。李锦是这批有作为的记者中较为年轻的一位，可贵的是后来的20年能一直在农村基层坚持调查研究，成果甚多，积累也甚丰。现在，他拿出的这本书能够学会用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与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这为新闻工作者如何认真总结新闻实践的新鲜经验，如何通过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继续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但愿更多的新闻同行，把握历史机遇，积极投身改革，作深入的调查与思考，做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记录，写好新时代的“史记”。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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