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裘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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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士兵生涯，是在原成都军区通信总站四营一连度过的。当时部队驻地在重庆，总站机关在成都。后来四营改建为成都军区第二通信总站，从营级升格为团级。我在重庆的四营一连长话分队服役了两年半：年春到年秋。

整理信件时发现，年我写给父母的信很少（仅存四封），也许有丢失。究其原因，一是爸妈离得不远，算是家门口当兵，我在市区他们在郊区，两个小时车程，母亲还到连队来看过我两次。二是我是电话兵，打电话相对方便。虽然父亲不让我随意打电话。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值班，父亲打电话找我，被我接到了，我习惯性地说：你好，请问要哪里？他没听出是我，就说请找你们连的裘山山。我当然听出他了，但依然按规范回答说：好的，请稍等。然后跟班长请假，摘下耳机飞快跑出机房，找到值班电话，再让战友把爸爸的电话转到值班电话上。开口第一句就是，爸爸，刚才就是我哎。

其实父亲很少打电话给我，他怕影响不好。父亲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影响”，动辄说“这样影响不好吧”。我们家里偶尔吃水果，他也要我们把果皮果核用报纸包起来再扔，怕“影响不好”。那个年代，他作为一个地主后代、一个知识分子，胆小谨慎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此，父亲打电话给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想念，或者拉家常。果然他告诉我，

他调动工作了，要离开重庆了。

父亲好像是年初调走的，确切日期我实在记不清了。长沙铁道兵学院的线路隧道教研室，干他的老本行。母亲随同前往，这下子离得远了。他们走的时候，我请了半天假去火车站送行。

重庆火车站就在我们连队下面，从食堂那里可以隐约看到站台，晚上也经常听到火车长鸣。妈妈见面就说，今天咱们先说好，告别时不许哭鼻子。我说好，我就一直笑着看爸妈上了火车。可是当火车离站，我一个人走出站台时，还是哭了起来，眼泪忍不住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我想自己穿个军装，哭鼻子多丢人，就拼命低头，不想让人发现。等回连队后去连部销假时，连长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哭了吧？我说才没有。连长说，哭了就哭了，别不好意思。这一说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那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真的离开父母了。

但我很快就适应了。毕竟在连队，过集体生活，日子不是太艰苦，工作也不算太累，战友们都相处很好，我的班长、带我的老兵都对我不错，故过得很开心。

爸爸妈妈您们好！

爸爸和姐姐的来信收到了。我也正想写封信向您们汇报一个春节的情况呢。

春节过得很愉快。五号晚上是连队开晚会，很热闹，也很成功。我和小瑛还表演了一个诗朗诵，听同志们反映说，好多人都没想到我还有点儿“文艺细胞”，看来效果挺好。相声没说，因为大家都没那个胆量。六号下午会餐，十二个菜，都挺高级的。晚上看了电影。七号一大早就吃汤圆。我正好从七号开始休班，一直到十号晚上才上班。而且每天晚上有电影，我都赶上了。从六号到九号演了四场，十号没有，正好我上晚班。十一号又演了一场，运气真好。初三时又吃了饺子。我上了两次街，照了一张相，戴棉帽的。总之春节过得比较愉快（.2.13）。

这是我年春节过后写给父母的信，是我离开父母后第一次在外过春节。其实过年还是想家的。我记得我们分队有个新兵因为想家大哭，老兵们不得不去哄她，搞得我在一旁心塞。

但我毕竟是在特殊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适应得比较快，就像小时候去幼儿园，我是不哭的，甚至周六妈妈去接，还不想走，让妈妈伤感。盖因为三岁以前，我远离母亲在乡下度过，没有那么依恋母亲。

我查了一下年的日历：2月6日是除夕，7日是大年初一。我写信的这天（13日）是初七，也就是刚好过完春节。其中提到的“小瑛”，是我们分队76年北京兵王小瑛，比我大两岁，我们关系很好，所以就一起排节目。朗诵什么诗已完全不记得了，估计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空洞抒情的文字。

这封信写了整整五页，除了讲怎么吃喝玩乐，还讲了有叔叔阿姨和姑妈来连队看我，给我带了好多好吃的。

叔叔阿姨是父亲原单位的同事。至于姑妈，很让我奇怪，我姑妈一个在浙江老家，一个在湖北，怎么会来重庆看我呢？现在已无处可问了。问了下姐姐，估计是小姑妈从湖北到重庆来看我了。小姑妈在湖北十堰，到重庆还算近。但小姑妈也已经离世，无法查证。如果不是这封信，我完全忘记了此事。

姐姐已走了吧？她给我的文具盒里还夹了五元钱，我特高兴，现在我正没钱，因为我在连里集体存款存了五园（元），这样身边钱就不多了，这五元钱正好每个月贴一点儿，最主要是姐姐的一片心意，过年了给我寄五块钱。我以后还是要节约用，争取再多存一点。（.2.13）

这件事，即姐姐给我五元钱的事，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我也忘了。人要忘恩真是很容易。当时姐姐在陕西咸阳，她下乡三年后抽调到西北国棉二厂当工人，春节到长沙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我说她走了，就是回咸阳上班去了。姐姐当时是刚进厂的学徒工，一个月大概十七八块钱。我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是7元7角5（男兵7元，没有后面那个7角5，7角5是卫生费。当时有个段子，一个男兵到司务处去问，为什么女兵比我们多7角5？司务长说，那是人家的卫生费。男兵说，难道我们男兵就不需要讲卫生了吗？）本来够用的，可连里要求我们“节约闹革命”，每人每月必须存五元，由司务处直接扣除。这样一来，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就只有2元7角5分了，除去必须买的卫生纸牙膏肥皂之类，真的是所剩无几，所以姐姐的五元钱对我来说是巨款，很开心。

总之，字里行间一副欢天喜地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不知道当年爸爸妈妈收到这样的信，是高兴呢，还是高兴里夹杂一点儿失落呢：这孩子怎么一点儿不想家啊？而且那个时期我信也写得不多，妈妈曾表示不满。看看这段：

爸爸妈妈您们好！

妈妈的来信收到了，妈妈说我信写得太少，我怎么就觉得我已经给家里写了很多信似的。以后我尽量做到一星期一封，不过如果有事时间长一点，妈妈也不要惦念，在部队上呆着一切都好，又不是战争时期。（.3.9）

估计妈妈看到最后一句，肯定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信里答应的一星期一封，完全没有做到，从留存的信看，就是一个月一封。

似乎连队生活令我很开心：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上午放假，中午加菜，下午更有趣，男兵组织起来学习，女兵做游戏，击鼓传花和“瞎子摸瘸子”，大家都玩儿得很开心，我也感到我们的确幸福，怎样珍惜这一幸福呢？我想应该是努力向上，永远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3.9）

表态，下决心，在我给父母的信里经常出现。一来大概是想让父母放心，二来，这也是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或者说，是我们那代青年人的特点。不过所说的都是真心话，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世界观，即努力向上，永远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应该说，这样的世界观影响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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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已经二十岁了，我不可能那么无忧无虑。就在给爸妈汇报春节的信里，我袒露了我的“私心杂念”：

今天开始进入正规（轨），训练又要开始了。虽然我对那一套训练（背号码之类）很厌烦，但我还是要做到不影响成绩，完成训练指标。二季度我们要学总机维修知识了，这样才有学头。一天到晚那几百个号码来回背，真是浪费时间。我总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的青年时代都要耽误了。因此我还是抽时间学点儿数理化。爸爸妈妈，告诉你们吧，陈慧莲都考上大学了，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系，前些天给我来了信，我真为她高兴。看看她，想想自己，不能不使我产生一些想法。但都怪自己没有志气，没有决心，怕这怕那。整个春节我都总在想这个问题。现在报纸上已公开提出要让战士在学好军事的同时学习数理化，听我们这里有人的爸爸讲，内部一些材料上讲，为的是战士复员后，能为国家输送人才。我想也是，当兵几年，回去了什么也不懂，像个文盲，人家地方谁要你？现在的青年人都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行？难道当了兵就该成为知识贫乏的人吗？我们同样是年轻人，难道我们就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责任？我对这个问题想不通。看以后怎么变，我们单位还没有动静，我也不吭声，悄悄地来就行了，免得生是非。（.2.13）

这封信，特别能体现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想上大学、想读书。尤其是看到昔日女友（陈慧莲）考上了大学，更加羡慕和着急，陈慧莲是我在北碚认识的，比我大两岁，因为互相借书而认识。她很聪明，成绩好，让我佩服。七七年高考一恢复，她就考上了，还是工科重点（可惜不知她后来的情况了）。

但是当时的部队尚未提倡学习文化，尤其我们分队，被认为是不需要学习，只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就行。我学习业务以外的东西还被批评过，还被扣了顶帽子：不安心本职工作。

爸爸妈妈呢，也不敢支持鼓励我学习，他们怕我和其他战士不一样。他们一辈子被归为另类，生怕他们的孩子也被归为另类。妈妈总是嘱咐我要“夹着尾巴做人”，爸爸总是告诉我“家里没有大腿给你抱，一切得靠你自己”。

于是我在这样的纠结中，写了上面那段话，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的同时，变相着做父母的工作。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叫汤英的女军官，她是第一个坚决支持我上大学的人。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在给父母的信里专门写到了她：

最近我认识了一名女干部，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我们在闲聊中谈道，她实习时就在浙江日报（母亲的老单位），后来她常常跟我聊天，很健谈，性格和妈妈有些相像。二十七岁了还没有对象，她说她很喜欢会写的女孩子，因此她对我很好，常常给我讲些事情听，她跑过很多地方，这次是到我们营来当兵的（毕业后未分配），等分配了她就走，跟她一起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她什么都跟我说，连别人怎么给她介绍对象的事都告诉我，她说她下来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一个谈得来的人。我不知和这种人交朋友好不好，但我很喜欢她，她常常教我怎么处理问题，给我一些生活上的启发，对我帮助挺大，这两天她到另外一个连队去了。我想还是跟爸爸妈妈讲一下，我还没有接触到过这样的女孩子。很能干。（.3.9）

认识汤英，是我成长道路上重要的一步。她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让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曾在自己的小传《一路有树》里专门为她写了一节。

汤英是我们军区歌舞团选送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女军官，毕业后根据当时的要求，下连当兵三个月，被分到我们连。她大概比我大六七岁，人长得很乖巧，属于成都美女。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她到我们连后就住我们寝室，和我挨着，我们很快熟悉起来。她长得好看，又上过大学，上大学之前还是拉小提琴的，很是让我崇拜。但她是个自然随和的女子，并不因此拿腔拿调。我发现她也喜欢和我聊天，顿时受宠若惊，以后吃过晚饭的时间就全部给了她，就在那个时期，她给了我类似“启蒙教育”的帮助。

比如，我第一次从她那里知道，能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是我的幸运（在此之前我一直遗憾自己没生在三代赤贫的穷人家里），她说你若不是生在知识分子家里，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你父亲母亲给予你的熏陶是任何学校都给不了的。还比如，我从她那里知道，人是一定要上大学的，不上大学将终生遗憾。大学里不仅有图书馆供你读个够，关键是进了大学你才能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获得高层次的交流。又比如，她告诉我一个女孩子重要的不是相貌，而是教养学识和由此产生的气质，这些东西你一旦拥有了，可以受用一辈子。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从小由于家庭缘故抬不起头夹着尾巴长大的孩子，这些话对我来说真是如雷贯耳。尤其是她和我说这些时，我母亲的右派问题尚未平反，父亲的地主出身也依然压在身上。我在连里之所以那么努力那么积极，家庭阴影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我懂事起就影响我了。但汤英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很快会过去的。以后知识分子还是要受人尊重的。

那时我开始悄悄写东西了，汤英很高兴，说她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作家，她在大学里读的就是文学创作专业，这让我们更加有了共同语言。我把我写的散文给她看，她没说好坏，只是鼓励我寄出去。我被退稿时她也给我鼓劲儿，说退稿是正常的，再往别处寄就是了。她为我提供了好多报纸和杂志的地址，让我同时多寄几个地方，她说你放心，不可能有两家同时看上你作品的。我就壮起胆子一气儿复写了六七份寄了出去。我的作品发表时，她比我还高兴。

我至今都非常感谢汤英，是她在我最初的人生道路上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也是积极的影响。

就是在那个时期，我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目标：上大学。

14

那个时候想考大学，可是没有现在浩如烟海的复习资料，只能是自己找书看。我记得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趣味数学》，偷偷放在电话号码本下，有空就做两道。我做这个不完全是为了考大学，是觉得有乐趣。因为当时也没什么小说可看（更没有手机可玩儿，没有电视可看，没有网可上），脑袋闲得发慌。

数理化三门功课里，我最喜欢数学，其次是物理，物理比较喜欢力学。最怕的是化学（还真是受老爸影响，爸爸也是化学差，所以学了土木工程）。虽然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但我总是和化学亲近不起来。究其原因，除遗传之外，就是基础太差。

初中时，根据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化学和生物被改为“农业基础知识”，物理被改为“工业基础知识”，整个初中三年，农业基础知识这门课留给我的就是几个词，嫁接、沼气、腐殖酸肥料。学了嫁接，我就在路边找夹竹桃搞嫁接，红花往白花上嫁接，第二天去看，在茂密的树丛里，已完全找不到我的实验枝条了。沼气，是觉得那东西很神奇，居然可以烧饭、点灯，印象深刻。腐殖酸，是因为我们动手做过，用烂树叶什么的做好了还往乡下送，其他的都忘光光。

哦，还记住一点，教我们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的是同一个老师，李老师。李老师个子很大，云南人。学生们淘气，就叫他工基大汉农基大汉。他在课堂上用云南话说：有些同学，很不礼貌，叫我工基大汉农基大汉，我叫李彬！彬字在云南话里念bia，这下学生们更起哄了。

想想看，以这样的学习风气，能学什么？我记得李老师万般无奈，站在讲台上蹙眉叹息。李老师对我是很好的，虽然我工基农基都不怎么好，但好歹我是为数不多的能安静听课的学生。我考上大学后，还给李老师写过信，向他表示感谢。

到了高一，我就读的是部队子弟校，师资力量薄弱，学得也很马虎。高二重新转入正规中学，为时已晚，一年后就毕业了。混了个勉强及格吧（我们高中就两年）。

不管怎样，我对数学还是有点儿兴趣的。我把《趣味数学》上下两册里的题都做完了，还发现书中所提供的答案有三个是错的。于是给出版社写信，把自己解题的过程和答案写下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写好信我到营部文书那里去盖章（可以免邮费），文书是个老兵，看到我居然写信到出版社去纠正人家的错误，很是惊诧，连连说，你这个女娃子有意思、有意思。

很快，对我越来越强烈的考大学愿望，父母就明确表示了支持。他们开始帮我找学习资料，我做了数学题也寄回家让父亲批改。

正在给你们写信的时候，收到了爸爸的来信和改好了的数学题，爸爸的话对我鼓励很大，我一定不间断学习，不管达到一个什么水平都没有坏处。现在我们分队学习科学知识的人多了起来，连一些老兵也开始感兴趣了。（.3.9）

还有那三道数学题，我都忘了是寄给爸爸过的。我都会做。就是因为结果不一样才寄给爸爸的。第一道难一些，那道，我开始不会作（做），等把信寄走后又做出来了。这类题还是比较容易。这两天我想把数学停一停，因为要学总机了，再说爸爸去开会也没有时间。（.4.9）

其实到了年，连队受社会影响，学习风气悄无声息地浓厚起来，很多战士业余时间开始看书了。我记得我的班长就买了好多书，全部铺在床铺下面，学习的时候就掀开褥子。

爸爸曾写信给我作检讨，说自己中了“读书无用论”的毒，中学时期没有辅导我的功课。我上中学时，妈妈曾跟爸爸说，你休假的时候辅导一下山山，她还是很有潜力的，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妈妈说的这方面就是理工科，妈妈是坚决反对我学文的，要我继承父亲的职业。但爸爸说没必要，她在班上成绩已经是靠前了，再给她辅导她会骄傲自大的，不听老师讲课。她又不能考大学，学那么多干什么？

但高考一恢复，爸爸就后悔了，后悔自己没辅导过女儿。故写信向我检讨，中了“读书无用论”的毒，呵呵。

不过，我虽然在做数学题，想把数理化捡起来，但是对于妈妈的愿望——将来学理工科专业——还是没有信心。毕竟已经离开学校那么多年，本来薄弱的基础更所剩无几了。

当然还有几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喜欢文学，我觉得写作比数理化有趣。其实一开始学习写作，完全是为了完成连队的通讯报道任务，从信中看，我从78年初就被领导作为通讯报道员来培养了，动辄参加新闻学习班。但写着写着，内心深处对文学的喜爱、对文字的喜爱，渐渐被激发出来，炮制的新闻报道一篇没发表，反倒是几篇散文开始陆续见报了。

15

年4月，我平生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作品（如果可以称之为作品的话）。我连忙向爸爸妈妈报喜：

另外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一篇散文上了《重庆日报》，题目是《我们女战士》，底下落款，女战士裘山山，报纸已经见到了，通知还没来。这是我第一次见成绩。本来想以后告诉你们的，可有点儿忍不住了。对我鼓舞挺大，本来都没有劲头了，老是上不了报。（.4.8）

今天重读那短文，真的是羞愧不已，空洞干巴，一股革命腔调。但在当时，可是轰动了我们连队，乃至整个通信总站。“哦，你就是一营一连那个会写的女兵。”许多年后还有人这样问我。

爸爸妈妈知道我发表文章后，肯定是给我写了信的。他们应该是高兴的吧？毕竟，那个时候能发表文章的人很少很少。遗憾的是，这些信，即我在连队期间爸爸妈妈写给我的信，都没能保存下来。唯一存下的一封就是爸爸谈入党问题的，也许当时感觉很重要就留下了。其他信件，估计是上大学之前处理掉了。实在太可惜。

印象中，爸爸比妈妈更高兴。爸爸说，他上大学也在报纸上发表过散文，是天津《大公报》，题目是《谈人生乐趣》，大概是讲人生在世，要自己找乐趣。妈妈的反应比较平淡，因为她一直不支持我写作，坚持希望我学工科，我因此很苦恼：

……有时候作（做）数学题，做着就开了小差，想：学了干什么呢？能用上吗？如果说上大学，一是回不去怎么办？二是回去了考不上怎么办？但我又喜欢数学（物理化学都不喜欢），而且特别喜欢，但我那天看了北京的数学竞赛题，许多地方弄不懂，我就想，人家中学生都会做，我还不会。要达到人家那个要求还得下功夫，更不要说搞专业了。我知道妈妈希望我象（像）爸爸那样搞工科，我自己也希望能够成为对国家有切实贡献的人。每次听到我国科学水平不如外国时，就恨不能立即走上科学研究的岗位，但细一想，又觉得离自己很遥远。对于文学，我从小就比较爱好，只是因为妈妈不太赞成，因此不太重视。可能是因为遗传性吧？怎么丢也丢不掉，总是很喜欢。（.5.16）

这一段，特别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从我个人愿望，我肯定是想走写作这条路的，但妈妈一直反对，她从她的人生惨痛教训中得一个固执的看法：搞文字容易犯错误。父亲也从另一个角度赞同母亲，他说连鲁迅都说文学是空谈。而我，从小就不敢违逆父母。上中学时每次作文受到表扬，乃至选出来送到区里面，我都是小心翼翼地告诉妈妈。妈妈从来不表扬。

所以我写信向父母诉说自己的苦恼，其实是在做他们的工作，尤其是做母亲的工作（父亲相比之下没那么固执，他认为女孩子学工科太枯燥），希望她允许我走写作的路，放弃工科。“可能是因为遗传性吧？怎么丢也丢不掉，总是很喜欢。”这话在今天看，已经有点儿祈求了。

信里说的“回去”就是退伍回家。因为在部队考大学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那么，我当时的打算是先复习，等退伍后再参加高考。

特别是那天，《解放军文艺》社来函说，准备刊用我的一篇散文《灯下》，我更动心了，总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发展性大些。他们来调查我的政治情况（这是当时必须的政审），后来我们副指导员打电话告诉他们时，那位编辑鼓励我今后多写些。

所以我想以后是留队干这一行（当时已有提干的可能），还是复员上学？我实在拿不定主意，请爸爸妈妈作主吧！如果爸爸妈妈认为还是上学好，那我就一定争取回家，并尽最大努力去考大学，尽最大努力学好，将来既（即）使不行也不后悔。因为定不下心来，所以学习起来东抓一下西抓一下，不知该以哪个为主。不过大家都认为我爱学习，上次“五四”青年节，团支部还叫我介绍了自己既学好业务，又完成通讯报道任务，还学其他文化知识的所谓经验，并且受到了总政的通报表扬（当然不止我一个，我们连六七个）。分队有些同志对我盲目佩服，也有的盲目嫉妒，其实我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水”的，论啥没啥，那天别人提一个问题，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是什么？虽然没问我，但我很心慌，因为不知道。回来看书才晓得。平时这些历史书都看过，就是记不住，看了就忘。所以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了，不学习不行。连里的学习空气浓了起来，战士们都自觉地学，分队领导比较支持，连里好像不太支持，怕战士们钻进数理化丢了业务，夜校说办至今没办。（.5.16）

我的所谓“写作才华”，也不知是怎么被部队领导发现的。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始是给我们班写好人好事稿，写完了，吃饭的时候就站在食堂中间念给大家听，算是广播了。我们班长觉得，哎，这个丫头还可以写东西，于是搞晚会的时候，就让我写个节目，我就写了个诗朗诵。后来根据我新兵连的战友回忆，我在新兵连就写过所谓的诗歌（必须加所谓，实在是毫无诗意），很可能我是把新兵连的那个东西改了下而已。但被大家夸奖后我胆子就大起来，什么都敢写了。我写过山东快板，写过三句半，是帮其他分队的男兵写的（一分报酬没有就开始揽活），就是从连队图书室借了一本曲艺书，照着那格式，把战友们的好人好事编进去。

估计是当时的战士中能写的人太少了，我们教导员就把我抓住了，我一次次地被抽调出来，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

这两天我在营里参加干部学习班，作为报道员参加的。一共是四天，各连干部都来了，就我一个战士，还有那个新闻干事汤英以及总站派来的一个干事，我们要写一篇报道。我们连今年稿子上得不多，教导员着急了，老抽我出来写，可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新闻稿件一篇也没上，就上了一篇散文和一首诗歌。可能我不适应写新闻报道吧？我都有点儿丧失信心了。昨天教导员跟我说，新闻报道不行就写文艺作品，反正今年任务一定要完成。……我们营还有一篇上中央报刊的任务，教导员似乎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到很有压力，不过有压力也好。（.5.16）

这里说的散文，是发表在重庆日报的《我们女战士》，一首诗歌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我曾在信里说，有一首诗歌被重庆广播电台采用。估计就是这个，肯定是那种啊啊啊的所谓诗歌。但也算是完成了一篇稿子，顶了任务。

跟着，连里的年终总结也找上了我，搞得我很辛苦。因为我还得照常值班，如果为了写稿子不上班，爸爸知道了一定会说“影响不好”。我只能利用休息时间，比如值了夜班下来，别的战友补觉我就写东西。星期天，别的战友上街，我就写稿子。不玩儿就罢了，不睡觉实在痛苦，年轻人本来就瞌睡多，有两次，我写着写着，就趴在稿纸上睡着了，钢笔水在稿纸上洇开一大片，醒来又重抄。

庆幸的是，我写的年终总结，第一次就被连长彻底否决了，因为我一点儿具体工作都没写，尽在那儿抒情，战友们怎么豪情满怀，怎么团结一致，怎么奔向未来。他皱着眉头说，做了那么多工作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从此不再要我写了。

一个月后，我的第二篇散文在《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灯下》。这下子，我们教导员最头疼的“上中央报刊”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这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和《我们女战士》的文风差不多，也是一个劲儿抒情，用了不少“啊”。不过，还是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人们重新开始重视学习，重视科学，有种百废待兴、奋发图强的劲头。我还是在我的署名前，依然有“战士”二字。

之后，我收到了此生的第一笔稿费，七元钱。这七元钱是由总后拨发到我们总站，再到我们连司务处，我是从司务处签字领取的。

之前虽然也在重庆广播电台和重庆日报上过稿子，但那时稿费还没恢复，他们只是给我寄了两本稿纸作为酬劳。《解放军文艺》是第一个给我发稿费的刊物。我很激动，也很忐忑，不知道拿这七元钱怎么办？

我去问连长，连长说，这个钱是你的，你自己做主。

可是看看周围的战友们都很羡慕，说原来写文章还有钱。七元钱今天看少得可怜，当时可是我一个月津贴。我始终不安，不敢用。父亲的“影响不好”口头禅，已深入我脑中。

无人可商量。汤英已经离开了连队，父母也离那么远，我左思右想之后作出决定，拿这七元钱给连队买书。平时我常去新华书店，看年奖杯和杂志旧报纸捆包的信件到喜欢的书很眼馋却买不起。这下好，我一下买了十几本平日里想看的小说，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我这么做当然是有小九九的，我们连队图书室的文学书籍太少了，尽是电工学电化学什么的，我买了说是捐给连队，自己也可以一本本借出来看呀。

果然效果很好，连长指导员表扬，战友们高兴，我自己也狠狠过了瘾。于是在几个月后我拿到第二笔稿费（8元）时，又如法炮制，给连队图书室买书了，以至于后来战友们经常跑来告诉我，新华书店又进新书了。他们哪里知道，稿费不好挣呀。从年之后，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才重新挣到稿费。

旧报纸捆包的信件

16

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是我战士生涯里的一件大事，引发了后来一系列事情。但这中间有个小疑团让我困惑，即我父母对此事的态度，他们是特别高兴？还是特别意外？还是有点儿担心？

我在信件中无法查到。

翻遍旧信件，年我写给父母的信只找到11封，差不多是每个月一封，但是一月和六月没有，八月有两封。缺一月尚可理解，父母就是一月份离开重庆的，我很可能没写。缺六月就奇怪了，六月我至少遇到两件大事，我不可能不告诉他们。先是发表作品，跟着到成都参加文艺创作培训班，我肯定会迫不及待写信告诉他们的。

果然，从七月份我写给父母的信中看出，我六月份给他们写了三封信，为什么一封都没留下？奇怪。而且，六月份父母也迟迟不给我回信，让我万分焦急。

妈妈，您好！

今天上午我又写了一封信，一封非常焦急的信，准备再投。我跟通信（讯）员说，如果今天来信中有长沙的，你就不必投了，若没有就投。下午报纸来后，他说没有。我心都快烧起来了，讨论的时候别人讲什么我都没听见，忽然听见张干事说，裘山山你的信。我又惊又喜，一看到爸爸那熟悉的字，急忙拆开，原来信夹在报纸里，通信（讯）员没发现，我又急忙去找通信（讯）员要回了那封焦急的信，心总算平静下去了。我跟同伴说，再过两天不来我就要发电报了。妈妈可能觉得我太急了，可算一算就不觉得了。妈妈你是六月十号给我写的信，我以后连发两封，到新都后又发第三封。第三封信和给姐姐的信同时发出，姐姐的回信早在28号就收到了，而且三封信都有不同的内容。距我发第三封信也有十余天了，我怎么不急呢？（.7.3）

时隔38年重读此信，我依然有疑惑。为什么我连续写信爸妈都没回？信里说的都还是“重要的事情”。最后爸爸回信，也是从青海写给我的（从后面信里看出）。

个中原因，我推测，可能是妈妈生我气了。妈妈是个意志很强的女人，一辈子要强，也很坚强。即使当了右派，“劳改”三年，也没能打垮她，这令我和姐姐非常钦佩。她对我们姐俩要求特别严格，听她一句表扬很难。在爸爸妈妈之间，也是妈妈强势。外表看，爸爸脾气急，妈妈温和，但实际上是妈妈说了算。

妈妈一直反对我从文，爸爸只好附议。虽然他也说过文学是空谈，但骨子里他是个喜欢文学的人，喜欢古诗词，也写古诗词。他对妈妈的崇拜喜爱，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妈妈太有文采了。所以他对我想当作家这个愿望，是暗地里支持。比如喝酒的时候，他要我也学着喝点儿，还告诉我李清照就很能喝，喝点儿酒有灵感。空闲时他会给我讲古诗词（而不是数学题），讲历史典故，可以这样说，我对文学的爱好是爸爸培养的，而不是妈妈。

妈妈鉴于自己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我从文。殊不知遗传力量的强大，她对文字的喜爱，对文字表达的喜爱，已经从血脉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身上（姐姐后来也成为杭州日报编辑，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加之我在部队，学数理化没有条件，写文章却有着一股强大的推力，不想写都得写。

眼见着我往那条路上走去（又是发文章又是参加培训），妈妈肯定很生气，有可能她把这个气撒到爸爸头上，并且赌气不理我（以妈妈的个性她会的）。最终只好爸爸给我回信。爸爸在我和妈妈之间，一直做和事佬，他从青海写信给我，要我回信给妈妈。

但我还是不解，为什么六月份的三封信一封都没有留下？我很想知道我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爸爸妈妈是什么心情。

悬案，无从查明了。

那就直接进入七月吧。七月份的信，我是在成都新繁写的。

我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散文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管今天看来如何，当时是很出风头的，很快就引起了上级机关的重视，不是我们通信总站，而是总站的上级机关：成都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工作部，简称直政。于是六月中旬，我被抽去参加直政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班在新繁的测绘大队举办，有16名作者、2名组织者。之所以记那么清楚，是我留下了学习班的合影照片。

我在这里一切很好。刚来时皮肤有些过敏，现在适应了。学习班伙食很好，是6角6的，我们交四角六（连队标准），上面补助两角，每顿两个菜一个汤，经常吃肉。文化生活也不错，刚来时天天看电影，一连看了七八部了。还组织我们到宝光寺、杜甫草堂等名胜地玩了两次，上面挺重视的，到处请人来讲课，可我们这班人却不太争光，不太刻苦，这几天在分析作品，过几天就要着手写了，我还是打算好好写，来的时候，营连领导都嘱咐我，对我寄予希望。所以我不能把这段时间白白浪费了。空余时间我就跟同伴学英语音标，有时作作（做做）数学题，今天晚上还到马路上去学了一下自行车。（.7.3）

这个学习班的具体时间，我写在了合影背面：直政文艺创作学习班留念。.6.19—.7.12。也就是说，有三个星期时间。参会人员的名字我也写在了上面，除了两位女作者，和组织学习班的贾副科长张干事，其他人都没什么印象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很快各奔东西。估计多数人都没走上创作道路，所以也没有了交集。

也许是运气好，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就这样被“推”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之所以用“推”这个词，确实是有这种感觉，仅仅发表了三篇散文，20岁的我就开始参加各种会议，而且一个比一个级别高。7月中旬刚参加完直政学习班，8月初又被通知参加军区宣传部会议，再之后，还参加了四川省文代会。

17

年8月，我又到了成都。

记忆中我那个时候频繁地在成都和重庆之间往来，坐12个小时火车，要么一早上车晚上到，要么晚上上车早上到，从来都是硬座。战士嘛。

这次到成都，是参加“成都军区迎接建国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座谈会”。这个会是为来年国庆做准备的，所以各大单位的宣传处长宣传科长文工团团长以及创作骨干都来了，让大家围绕建国三十周年进行主题创作。这是我军的传统，到现在，还经常为某个重要纪念日进行主题创作。

参加这样的会，让我又兴奋又惶恐，给爸妈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刚报到时写的，一封是结束后写的。

爸爸妈妈您们好！

晃荡了一天，我又回到了重庆，现在同志们正在操场上玩游戏，掌声和笑声不断地吸引着我，可我还是“忽悠忽悠”地坐下来给你们写信，因为已经有七天了，而这七天，是很不寻常的七天，我要给你们写一封长长的信。

先谈一下会议的概况，然后再谈我的收获体会吧！参加会议的人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为都是些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结果尽是些老头，三分之二是中老年干部，三分之一是青年干部，战士只有三个，有各大单位文化处的处长，各文化科的科长和文工团、话剧团、歌舞团的团长，还有很多干事，有些业余作者是团的副政委、主任、科长、教导队队长、排长等，这是我所没想到的。我觉得我简直不该来参加这种会，因为没资格，论军龄不行，论创作不行，论职务更没有，但反过来说，参加这样的会，更使我受到鼓舞，我刚刚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绩，领导上就这样重视、关怀培养，确实使我很受感动。住这样好的房子，吃这样好的伙食，白天和首长们一起开会，晚上看电影，尽是外国片子。那些老干部许许多多都像爸爸这样大的年纪，他们都对我很好，叫我小鬼或小丫头，他们都以为我只有十六七岁。（.8.16）

字里行间，很能感觉出我的兴奋和不安。毕竟这个会和前面那个学习班不一样，来的都是干部，都带长，要么就是很有成就的创作员，我记得其中有《洗衣歌》的作者罗念一（就是他告诉我，他在飞机上听到了我的散文《灯下》，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配乐朗诵）；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小品演员李文启，有后来成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凌行正（当时大家叫他凌科长），也有后来成为我同事的作家张泗琪。只有我和另一个男兵是战士，初学写作，用现在的话调侃，我们俩是打酱油的。我小心翼翼的，比林黛玉进大观园还甚。

但还是很开心。那是我此生第一次住进宾馆，一报到，就写信给爸妈，把宾馆好好描绘了一番：

四所是成都军区最高级的一个招待所，我还是第一次住这么好的地方呢！我给你们讲讲吧！我们一共三个女的（那两个女的是西藏文工团的，一个是副团长，藏族人，一个是创作员，干部，她们还没到）住一个套间，我先来，就住在里面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两张沙发，还有床头柜，茶几，台灯，厕所，洗澡间，一个凉台，应有尽有。这回我算是开洋晕（荤）了，一共五天会，要放好几场电影。（.8.9）

这里说的那位藏族女副团长，我还记得她叫索娜,另一位没印象了,我和她们住一起，她们都对我很好，把我当小孩儿。那个时候我不仅年龄小，长得也像黄毛丫头，所以最初两天，常被代表当成招待所服务员（当时军区招待所是战士服务员），叫我送开水什么的。

带我参加会议的，是我们直政宣传科贾副科长，我前面参加的那个新繁创作班就是他在负责。我对他印象很深，个子高高的，又黑又瘦，神情总是很严肃。

贾付（副）科长跟我谈了很多，他一再提醒我不可自满，他说你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党培养的结果，都包含着其他同志的劳动，写时要同志支持，写好要编辑修改，发表了要读者评论，还有造纸工人，给你做饭的炊事员，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劳动付在其中，切不可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他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想我确实没有理由骄傲，不应该骄傲。（.8.9）

今天读来，不禁莞尔。贾副科长为了教育我，也真是苦口婆心，而我完全听进去了，一点儿抵触情绪也没有。

其实他是不了解我，生在我们家这样的家庭里，哪会骄傲自满呢？父母随时都在敲打我，替组织管着我。而我自己，也一直压抑着自己。我是一直到年母亲平反，我进入了大学，才算搬掉压在心里的大石头，打开自己。

在会上要我谈创作经验，我再三推托（脱）不行之后，贾副科长帮我理了一个提纲，我就讲了一下我是怎样开始学习创作的情况，讲了那三篇散文的写作经过。下来之后大家都反映还不错。

……

最后一天，军区的孔石泉政委和魏杰副司令员来接见了我们（本来吴克华司令员要来的，临时有事情没来成），还和我们一起照了相，照相时，那么多老干部都站着，我们三个女同志特殊照顾，和首长一起坐在前排，我觉得很不妥，但一定要我们坐，我旁边是文化部的郭副部长，以后把照片给你们看看。贾副科长说，这是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切不可辜负了领导的期望。魏杰副司令员在讲话中说：创作有成绩的就可以立功受奖，提干，要支持，党委一定要重视。

……我在会上表态说，回去以后，首先扎扎实实地当好一个战士，努力做个好战士。会上订出要求我下半年再出一篇散文，我感到很有压力，有压力也有好处。

……

参加这次会的收获的确很多，一下子也说不完，回来之后就是鼓起劲实干了，会上几位副部长一再强调：业余作者的特点就在于业余，比别人少玩一点，少休息一点，辛苦一点。我想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当然，身体我会注意的。（.8.9）

接下来，年11月，我在《成都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篇千字文《新战士的心》。为八一节写的，依然空洞乏味。之所以能发出来，还是开了个小小的“后门”：因为到成都开会，我认识了成都日报副刊编辑肖青老师，她和我妈妈差不多年纪，也曾被打成右派，对我便格外怜惜，所以我的稿子她也就凑合发了。这样，我算是完成了会上提出的“下半年再出一篇散文”的任务。

.8.16信件原稿

18

年，是我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年，也是最丰富的一年。

单看写给父母的信就可以发现，我一会儿在新繁某部，一会儿在望江宾馆，一会儿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即使地址是重庆的部队，我也常常不在我的连队，去营里了，或者去其他连队参加学习班了，仅仅因为我发表了几篇小文章。

今天重新找出当年发表的四篇短文，坦率地说，一点儿也看不出我有才气，有文字感觉，反过来讲，它们只让我羞愧难言。四篇中相对好一点儿的是《谢谢》，讲了两个小故事。其他三篇完全是“八股文”，就是“文革”时期写歌颂文章所生成的八股文。盖因为“文革”开始时我刚读小学一年级，我是伴随着可怕的革命文风长大的，真中毒不浅。人家的童子功是古典文学，我倒好，是大传单和大字报。（如此一想，爸爸妈妈肯定无法欣赏我的文风，不愿支持我也在情理之中）。

爸爸昨天来了一封信，是从青海西宁发来的。爸爸说，西宁四面有陡峭的山峰，汹涌的黄河穿城而过，如果我这个“小木柁诗人”去了，又会发起诗兴：“啊，多么伟大，多么壮丽！”我看着就笑了起来，其实我很久没写诗了。

“木柁”是杭州话，傻瓜的意思，父亲一直叫我“小木柁”，有时也叫我“木字旁”，反正就是个傻瓜。显然父亲这个饱读诗书的老知识分子，到八十多岁依然能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是无法欣赏我的“啊啊”的，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只好调侃两句拉倒。

我呢，也只有在给父母的信里，说点儿“人话”，写点儿真实的人之常情，表达一下在当时被称为“小资情调”的情感：

春天到了，我看见树上新发出来的嫩芽特别喜欢，一会儿想起了石家庄的春天，一会儿又想起了杭州的春天以及北碚的春天，就怎么也想不出长沙的春天，我想长沙的春天也一定很美吧？如果有这样一年春天，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橘子洲头以及各处去玩儿，那就更美了。我想一定会有这样一天的。（.3.9）

八月十五那天我爬起来看了月全食，并对着月亮吃了一个月饼（其实就是八分钱一个的小饼，我们连队每人两个），挺有意思的。我们家四个人各在一方，有诗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是观月不见亲人面，亲人同在月下面。

妈妈，以后要是茉莉花开多了，再给我寄几朵好吗？（.9.24）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说“那封带着芳香的信已收到”，显然是妈妈在信里放了几朵茉莉花。妈妈是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在石家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们家的窗台上也总是有萝卜花、大白菜花，或者蒜苗，郁郁葱葱的。这样的性情，深刻地影响着我和姐姐。

但是比之妈妈对文字的感觉，比之妈妈的机智幽默，我可是差得太远了。

下面这封信，是妈妈早期写给爸爸的。当年我因为出书，书中有小传，出版社便将此信扫描了下来，可惜原件已经找不到了：

“两个女儿都很好，小的那个现在也活泼多了，很听话。我每天下班回来敲门，大的那个高喊：来了来了！但跑来开门的，总是小的那个。”

“昨天人家给了只小乌龟，我把它放在盆子里，午睡起来不见了。我告诉两个丫头，大的那个摊开手‘哦嗬’了一声就算了。小的那个却跟在我后面追究责任：你为什么不看住它啊？我说你们睡着了我也睡了啊。她说可你是大人啊。言下之意，是说我缺乏责任心。”

我的责任编辑侯健飞看到这段文字时感慨万千地跟我说，应该成为作家的是你妈妈。的确，妈妈的文字充满灵性。索性我再摘录几段妈妈晚年写给我的信吧：

——最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她的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

——你爸最近鱼运亨通，钓鱼事业大有发展。设备方面，增添了海杆，成就方面，那天他一下子钓了拾柒条（大写，省得人家篡改）！他钓鱼我养花，我们相安无事。

——我的阳台花园今年种植结构有所变化，主攻菊花和月季。不过眼下我的大叶海棠长得旺盛极了，开了成百朵花，丁零当啷，煞是好看。这海棠是曹老师(邻居)给我的。她给了我后,自己那株就天折了，于是我还她一株。结果我留下的那株前年冬天一夜寒流袭击冻死了。来年春天她又给我一株，就是眼下开花这株。奇怪的是，她自己的一株又在去年冬天冻死了。这是我们间的海棠缘。

——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不管国家困难，一味白拿公家的东西，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来势不可挡，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最珍贵的资料。

我虽然受妈妈的影响喜爱文字表达，但对文字的感觉，实在是比妈妈差太远了，客观原因是成长环境不佳，一直闹革命，被“革命语言”包围；主观上，我也确实没妈妈聪明。父亲晚年曾说，你和姐姐加起来也顶不上妈妈。

可是，我比妈妈运气好。

妈妈才华刚冒头，就被打成右派，我却因为几篇小文，被领导连拉带拽地进入了文坛。

19

年10月，我竟然作为部队代表之一，参加了四川省在“文革”结束后的首次文代会。我真是惶惶不安：

妈妈:您好!

我已到成都两天了，今天正式开会，抽空给您写封信。

到成都后我才知道，我所参加的这个会，叫“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扩大会议”。也就是省文联扩大会，真没想到会让我参加这样一个会。我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不是激动得无法表达，而是矛盾得无法表达。我不知我是该高兴呢还是发愁呢？参加会议的二百九十名代表，都是从全省各地、县、州来的文人，老头占多数。部队代表二十五名，不（全）是成都军区的，而是驻川部队的，有空军、铁道部和各文工团。我们直政这次就我一个，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参加这种会，如果是业余作者座谈会嘛，还想得通，这个可有点费解了，也许像贾副科长说的那样：“这是领导在拉你，懂吗？”我懂是懂，可一想到今后再也读不了理工科大学时，就太不甘心了。我现在真有点儿骑虎难下，不写吧，说不过去，问心有愧，写吧，我还确实没打算搞一辈子创作。

这信里的话，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我当时的矛盾心理。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想好了，如果能上大学，还是要读理工科，把写作作为爱好。我们通信总站每年分配的军校名额都来自相关的军校：比如重庆通校、西安通信工程学院、武汉通院等。那时部队院校还没有参加全国统考，是自己出题，相对容易些。我觉得我如果能读个通院，回到总站当个技师，是比较理想的。

当然，也有给妈妈做思想工作的意思，如果你女儿不得已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不要怪我呀，是“领导在拉”我。

的确是“领导在拉”。

大学没上成只好罢休，也许以后还有机会。现在我还是加紧做些准备工作，部队院校要好考一些。听说长沙工学院已经改成中国军事科技大学，我要是能到那里去读书可就太美了。（.7.3）

这里说的大学没上成，是指一个月前，我听说我们连里又有两个上通院的名额，又去找连长，又被否，连长说名额已经分给载波分队的两个老兵了。我很沮丧，但听连长的口气，等我服役期满三年后，可以考虑。那时候部队战士也可以考地方大学了，但也需要名额。大家都说地方大学很难考，所以我还是抱着报考通信学院的想法，每次外出开会，都带着《电工学》在看。

告诉妈妈参加文代会这封信，我写得非常简单，就一页半纸，也许真的是找不到北了。

但爸爸妈妈因为这个会，终于不再反对我从文了。

我在给姐姐的信里发现了下面这段话：

这次回来收到爸爸和妈妈的信，都改变了以往的观点，同意我搞文艺创作了，让我往这方面发展。我想，大概是被领导上这种一拉再拉的精神所感动了。我知道爸爸妈妈过去的不愿意和现在的愿意，都是为了我好，替我着想的，所以我更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要搞就要搞出点成绩来，不是为了其他，是为了给父母争口气，也给自己争口气。特别是一想到过去有那么些人那样轻视我，我就更要发奋。（.10.27）

那次会我虽然在信里写得不多，但后劲儿很大，很多年都在影响我。所以，一个人的机遇真的很重要，我就在那样一个人生关口（20岁），遇到了拉着我往前走的人。

当时会上学了些什么文件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老川剧艺术家在饭厅里的即兴表演，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川剧的魅力。对老艺术家们来说，他们已经被压抑了十年，参加这样的会意义非凡，很是兴奋，对我来说就是见世面。什么才是人才，什么才是专家，我就是那个时候知道的。

我在会上认识了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和朋友。因为我是年纪最小的代表，大家都很关照我。记得有位从北京来的什么人，在会上作了一场关于周恩来的报告，我在下面记笔记，散会后一个大学老师拿去看，赞叹我的笔记记得好，她说，看来你的文字能力强，这话对我鼓励也很大。

对我影响大的还有一个年轻女代表，徐军。除了我，就是她最年轻了，23岁，重庆大学的学生，非常厉害。认识她，让我的尾巴夹得更紧了。她当过知青，77年一恢复高考就考上大学了，而且是学工科的，机械系，还会写小说、写诗。我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一直到中年我都崇拜她。她后来到美国读博士，然后做电脑软件工程师，年收入很高，却在五十多岁时毅然辞职，放弃高收入，开始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美国著名的期刊《纽约客》上。我写过一篇随笔，叫《一个牛人》，就是写的她）。

当时我们在一起时，有两个小细节刺激了我。

那时徐军已经在《四川文学》发表过作品了，她就带我去编辑部玩儿。编辑老师让我们在院子里照相，她忽然说想穿我的军装，我们就互换衣服。可是我刚穿上她的衣服，她就过来把胸前的校徽取了，笑道，别让人误会你是大学生。我心里被刺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会议结束，我俩一起坐火车回重庆，遇到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看到徐军戴着大学校徽（那个时候大学生真的是非常骄傲），就一直和她聊天，仿佛我不存在。后来工程师出了一道数学题让她做，我拿出纸和笔也想试试，工程师很意外，还是把题告诉了我。徐军很快就做出来了，我随后也做出来了，而且用了与她不同的方式，这才让那位工程师看我的目光有了改变。

这两件小事让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大学。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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